访谈对象
贺 诚，宁波东海实验学校创校校长，北仑中学原校长，现任澳门教业中学校长。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管理专业、暨南大学华语传播与华文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学博士学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最有影响力国际化学校校长。兼任浙江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及小学专委会副理事长、高中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华国际文凭学校协会（CISA）副会长，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监事长，澳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会副会长，澳门孔教会理事长，浙江大学澳门校友会理事长，香港优才专才协会教育委员会名誉会长等。
写在前面
宁海县力洋镇孔村，小溪流灌，垂柳依依。经由新农村建设，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得益彰。小村村民大都姓孔，是南孔的支脉。这是雪野先生的老家，他创立的“盖苍山杯”全国童诗研讨会，就落址在这里。从澳门到孔村，为一场童诗的研讨，一场预约的访谈，贺诚先生风尘仆仆，上天入地，驱驰千里而至。这是什么动机在驱使？是情义！是践诺！是价值！
贺诚先生的重情重义，还从一些细节可见。研讨会的主持人介绍了当地的官员干部后，忘记了在座的金慰祖老先生和我。贺诚先生在主旨发言的时候，特别隆重地介绍了金先生和我。金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我看他肃然动容……
宁海一别，贺诚先生又要赶往上海参加一个级别颇高的会议。我很为自己的约稿歉疚，贺诚先生的故事太多，事务太忙。回到澳门，又是日理万机夜不息。我首次收到这篇访谈录的改稿时间，竟然是6月27日早上4:28分！我给他发去一段话：“居然通宵写就，老兄的成功之道，俱在此中医。仰之弥高，感佩万分！”收到我的短信，贺诚先生已经在港澳码头候船了，他要去参加甬港澳教育合作论坛，时间是6月27日上午7:14分。
我之所以感叹“成功之道，俱在其中”，不仅仅是天赋、勤奋、守信，更在于一种行动的标准——洞悉人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世事繁荣，人生有限，人事的应对，有“分别心”是自然的。但“分别心”在有些人那里，会变异为“势利心”——逢迎高管，胁肩谄笑；对待同侪，亲属分明；遇见下属，颐指气使。但贺诚先生的轻重取舍，全看人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一个上过新闻联播、接受过新华社采访的教育专家，并不看轻一个自媒体公众号的邀约，尽管《师铎•新优课》的人物访谈，会在宁波教育局的官网和宁波教育工会的APP上发布。
约贺诚先生做访谈，是本学期初的事情，而雪野先生的孔村之约，让访谈成为现实。
第三部曲 信念支撑走更远
南下澳门
褚：2008年到澳门教业中学履职，是您教育生涯中的浓墨重彩。您说过，“我的人生不复杂，教育经历比较丰富”。确实，到教业中学之前，您已经在内地教育行业深耕30年，在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和省一级重点高中任职，担任老师、校长、区教育局副局长等职务。港澳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如何？不同社会制度、历史背景下教育制度有何不同？制度和文化的不同给学校管理者带了什么？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请您说说当时怎么会毅然接受这种挑战?
贺：2008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来到澳门教业中学任职，开启了教育生涯的新阶段。一路走来，感慨良多。这个世界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奇迹。如果一定有奇迹，那只能是每个奇迹的背后，都雕刻着努力和坚持，注满了机遇和感恩。
“一国两制”的澳门基础教育有着自己的特点，相应的高考制度不同，也必然影响着学校教育模式和管理运作方式有别于内地。初来乍到，我用“空瓶”理论对老师们表白心迹，自己在内地几十年教育经验就像瓶水，这瓶水不适合澳门，我会选择倒空，自觉地和大家一起共同重装澳门之水。虽然地域及文化有差异，但教育教学规律是相通的。内地一些成功经验我会不由自主地装进去，澳门教育的优秀元素大家也会装进去，所融合生成的新水，水质就更加鲜活。
澳门教业中学具有百年悠久历史，随着时代与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家长对优质教育需求也发生急剧变化。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教育协进会与校董会大力支持下，教业中学开始探索转型发展之路：学校充分遵循本地教育制度以及《课程框架》，实施“基本学力要求”，并导入IB课程，融合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评估标准，提升全面质量。
从2015年开始招收小学两班50名学生国际班，学校陆续在幼稚园、初中、高中持续发力，组建国际课程中心，在获得IB全学段授权后，就开设了国际部。目前，澳门教业中学已经拥有3200多名学生，其中就读IB课程的有1500多名，IBDP高三毕业生升学成绩突出。
其实，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息息相关，对我的办学治校有着深刻影响。回望当年，在教学中，“引导”和“发现”两种方法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同样在办学体制探索上，“国有”和“民办”两种成分相互补充，共同发展。那么，在澳门教业中学，我就坚定地走在“守正”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相互融通、和合发展之路上。
譬如，对于吴方言区的人来说，粤语也相当于一门“外语”，我要重新学习。不但要会讲粤语，也要在学校里推广普通话。这种语言与文化的冲突，需要适当化解。当时有教师曾笑言“校长不会讲广东话，要叫我讲普通话”。我向大家解释，虽然粤语也能交流表达，但中文多是普通话表达，在学习交流、阅读书籍、文章写作的语境中，客观存在的粤语与普通话之间的语言双重转化，不利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得到大家认可后，教业中学取消了语文中的普通话课程，推行所有语文课均采用普通话教学。语文老师和学生一起听普通话朗读，跟着学生一起学习，慢慢地再跟着学生一起说普通话，在课堂上营造一种语言环境，共同进步。如今，教业中学所有语文老师都能讲普通话，幼稚园到高中的语文课均采用普通话教学。
褚：与一些教学管理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剑走偏锋相比，我非常赞同的你“叩其两端，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毋庸讳言，国际教育和英语这种教学语言，密不可分。澳门和香港，在这方面是优势，而不是劣势。你是如何通过课程设置，让汉语和英语在汉语教育和英语教育中取得均衡发展的？
贺：发挥我从事语文教学优势，经过研究论证，我们制定国际部语言政策，采取了中英文双向错峰发展模式，年级越低的学生使用中文的总量占比越高，而且使用普通话教学。比如在幼稚园，中文占比为90%，随着年级增高再适度递减，小学期间中文占比控制在75%左右；英文占比在幼稚园为10%，到高中阶段再增至85%。小学是母语培养关键时期，有好的母语基础，学生才能对国家、民族产生身份认同感；有良好的中国文化基础，学生才能对外来文化有一定理解。在我看来，语言是一种工具，但工具背后就是文化。我们的中文教育承载着文化的使命。课程结构与课程组织的原则也是如此，尤其在澳门这块祖国的特别土地上，爱国教育始终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观。
褚：是的，课程就是文化的逻辑化和结构化产物。按照吕型伟先生的比喻，就是“地膜覆盖”，学校就是一块土地，学生就是长在土地上的庄稼。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如何，这张“地膜”很重要。但是教育质量的标志性指标，我仍然以为是“升学率”。因此，“升学率”是内地重点中学校长永恒的追求。抓“升学率”，您也是行家里手，原先的北仑中学的升学率就稳步提升。在教业中学，您有“升学率”的压力吗？如果“升学率”不是主要压力，那在澳门做一个校长，主要的压力来自哪里？
贺：回归后，澳门教育不断走上制度规范、提速发展的快车道，更受到国家关怀，内地几十所知名大学到澳门招收保送生，校际比较择优录取。澳门本地高校资源又相对充足，没有统一高考选拔制度。学生升大出口较为多元，并没有过大的学习和就业压力。
澳门没有划定学区，家校双方可以进行双向选择。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需要直面社会评价和家长选择，所以更注重口碑，更突出内涵发展，更需要有自己的优势和强项，更彰显让民众满意的教育才是好教育的哲理。有鉴于此，教育也可以做得更符合教育本质和人的成长规律，这无论对校长还是教师的专业要求，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办什么样学校、怎样办好教育，成为大家所面对的共同课题。
褚：真是羡慕你们这块“教育土壤”！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知道教业中学是由澳门孔教会创办的孔教中学和澳门银业公会建立的银业小学于1975年合并而来，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您又是澳门孔教会理事长，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呢？
贺：由于葡占政府长期漠视华人子弟的教育，采取放任自流政策，华人子弟教育基本上都是由教会传教士、华人领袖及社会团体进行办学，教业中学前身便是由此而来。创校校长何贤先生取“孔教”之教和“银业”之业成“教业”，意在“教重在德，业精于勤”。我所敬重的老校长尹君乐先生，进一步深刻解读并细化实施，德——学校重视德育，强调立德树人，特别是坚持爱国爱澳教育；勤——教师要勤奋地教，学生要勤奋地学，把勤奋作为人生立业之根基。如今，教业中学依旧保留着祭祀传统，每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学校举行祭孔仪式，师生参加接受充满仪式感的教育，并知行合一，形成教业中学的独特文化现象。
学校还对《书法》《武术》《民族舞蹈》《国学经典》等中华传统文化项目作出课程化安排，成为人人必修的课程内容。同时每年组织高三学生前往首都北京进行高三毕业旅行，安排其他年级到内地进行文化考察、姊妹学校交流等活动。只有当这些生于澳门、长于澳门的孩子，真真切切地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体会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他们平日在校接受的爱国教育才变得更加立体和生动，对将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会更加具体和深刻。
褚：从1949年开始至今，内地的课程改革已经有八、九次之多。特别是最近几年，义务段和高中段的课程标准、部编教材相继推出，对基础教育影响巨大。我很想了解澳门中小学的课程大纲、课程体系和使用的教材。与内地相比，澳门为什么没有香港在教材选用上的一些波折？关于国际教育，每一种样本都以自己适合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那么“一国两制”下澳门的国际教育是一种怎样形态？特别是教业中学的国际化教育是怎么设计的？目前课程架构如何？
贺：澳门受其历史背景影响，教育相对原生态。回归前，澳门学制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课程大纲，也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办学背景不同、教育主张多元。自1999年后，澳门特区政府以“教育兴澳、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加大对教育投入，建立起从幼稚园到高中的全免费教育；尤其2006年12月颁布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教育制度不断完善，统一学制，确立教育基准，建立《课程框架》及“基本学力要求”，并开始由政府主导，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等合作编写《品德与公民》《历史》《语文》等教材，供学校选择，受到欢迎，大家也都乐意使用。这些必要的举措，可能也澳门又别于邻近地区的做法。
澳门《课程框架》，体现出课程设计思想的先进性，在课程结构、课程组织、课程评价等方面给学校留出了相当的空间，为政府课程走向学校课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它以弹性时长规定课程领域的学科（科目）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开设的时长上限和下限，在规定范围内，学校可以统筹各学科在不同年级开设的节数。这也就意味着在澳门进行国际教育的课程融合上会相对容易。譬如，同中英文使用比例一样，我们选择在小学期间将语文、数学课时长开到上限，继续保持中国教育分科优势，然后逐渐融入超学科、主题式、探究性学习，到初中跨学科学习，实施课程统整，相互配合，到高中阶段独立学科课程学习，以CAS（社会实践服务创新活动）、TOK（方法论）、EE（小论文）拓宽课程边界，建立的“荣誉课程”和“小外交官”课程等，也是建立在分科基础上进行的共同学习。
至于在内地学校存在的“学生出口”困扰，澳门也不太剧烈。尤其内地部分国际化学校为解决该问题，选择在小学、初中实行“双轨制”，但学生到高中后也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学校所有IBDP学生都是澳门本地注册的学生，可以享受保送政策，也可以凭借IB成绩申请世界大学，两者并不对立，完全可以自由选择。
澳门400多年来一直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是一座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共荣的基地，在“一国两制”制度下，教育发展也呈现出独特优势。教业中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创办的国际部，在充分考虑教业中学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我们将学校的办学目标进一步明确为：培养“家国情怀、传统根基、世界眼光”、能够适应澳门未来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在我看来，课程的背后便是文化，国际教育不能是西方教育的移植，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要努力以澳门本地课程为基础，吸收国际的、国家的课程先进经验，从澳门实际出发，体现澳门特点，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组织、课程机制、课程评价等五大方面，建构素养立意下开放、融汇、贯通的“课程通道”。
现下国际化教育非富即贵的倾向应得到纠正。精英教育不是国际化教育，真正的国际化教育，终极指向是优质教育，它应该走向平民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到访教业中学时，特别关注学生家庭是不是有钱、有地位的，当时我表示，学生大都是平民的孩子，但是他们同样适合并应该接受国际化教育。教业中学的国际教育从一开始便不是精英教育。
教业中学的IB课程三大项目经过五、六年实践，已全部通过评估被正式授权，说明所走过的路程，是艰辛而有成效的。目前，教业中学国际部拥有1500多名学生，人数已接近校本部，两部实现“小幼统整，中学联动，一体发展”，学生可以共享资源，胯部选课，在零距离接触中，相互影响，共同进步。这也是当初导入国际课程的目的：以国际部为引领，带动整个学校发展。国际教育是一个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一个概念，它不会纯属外国课程在中国的流行，还一定会有中国课程走向世界。在未来几年里，希望我们能为国际教育的中国澳门样本做出新的探索，形成具有校本特质的课程生态，做理想的教育。
褚：记得多年以前您曾经邀请我和施丽华、刘飞跃、雪野、郑瑄、王建垂、郑珊君等老师到贵校教学交流。据说，每年贵校都要接待许多内地大学、社会团体的访问，您也多次亲率师生前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上师大附中、广东新会一中、广东碧桂园学校、厦门国际学校和宁波东海实验学校等进行教学交流和访问活动，与内地的教育交流日益紧密。您如何评价这种交流互动？
贺：邀请内地名师来澳教学示范，可以让澳门教师直接了解内地的课堂，感受内地名师的教学特色。其中，宁波是浙江基础教育的高地，宁波的名师课堂，对我们是有很好的启发的。我们不但请进来，也走出去，前往内地则可以感受现代经济，体验文化魅力，特别是前往革命圣地遵义、延安、重庆等地，接受精神的洗礼。只有亲近过这片土地，真切地感受祖国的历史文化，才能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出国主要是了解其他国家教育的发展。
我们还与内地不同地域的多个学校结成姊妹学校，一方面为师生深度认知国家发展提供很好条件与资源，同时在大家交往互动中，增进情感，结下深厚友谊，如与宁波东海实验学校实行“同班上课，同台活动，同家相助”交流，收到很好效果，受到随队的教育部港澳办等领导赞赏。
走向未来
褚：随着澳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多元人才的需求变得急切，家长对教育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传承学校历史文化的基础上，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传承与创新相结合，这可能是教业中学和您面临的新挑战。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贺：你所说的“三结合”有一个前提，就是坚守“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澳门的教育，首先是中国的教育，必须要把“爱国爱澳”作为一切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的灵魂。其次在澳门办学，首先应当遵循澳门本地的法律制度政策。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本地的法律制度和内地有不同的地方，这些制度，已被澳门家长所习惯和恪守，成为一种在地文化。学校的变革，不能脱离在地文化环境。澳门向来是一个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的交流基地，拥有许多优秀的学校，其中不乏国际学校，他们也是我们学习的样本学校，取长补短，美美与共，才是我们期望出现的美好愿景。
褚：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教育也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邓公当年提出教育改革要“三个面向”至今尚未过时。但是时移世易，国际化教育正面临着挑战。您刚才说，澳门作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基地，它的教育模式以及课程设置，对内地基础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样本意义？
贺：我理解您对于教育环境随着大环境变革的忧虑，尤其是对国际教育的冲击。但我始终有这样的认知：
（1）一花独放不是春，相信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逆的规律。当年马克思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50周年纪念会上，引用清朝刘开的话“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阐述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教育也一样，故步自封，夜郎自大，闭门造车，路，会越走越夏。
（2）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体现在国际教育上，不仅仅是“拿来主义”，也要“送去主义”。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教育，接受中国的课程智慧，这就是“送去主义”。国际课程的本土化和在地课程的国际化，要比翼齐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精髓就是一个“化”字。历史上多少异质文化，最后都化成了中华文化大花园里的鲜花，成就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灿烂景象。
（3）学校课程的形成才是最重要的，形成过程是要讲究科学规律的。无论多么好的课程，都要植根在学校的土壤上。教业中学在走国际化办学之路时对课程进行了大胆建构——以政府的课程为根本，植入国际课程元素，由此形成学校的课程。只有当“政府的课程”真正走向“学校的课程”，教育才会有新希望，办学才会有新活力。
（4）引申到具体操作，学校的变革，既要有价值灵魂，也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未来，澳门教业中学将重点开展“跨学科主题探究学习”和“跨年龄班群合作学习”。澳门《课程框架》、国家《课程标准》、IB《课程文件》都提出了跨学科学习。澳门教业中学前不久参加的“千课万人”教学展示活动是以国家课程作课例，以大单元任务群的教学模式，寻求课程之间的共性，来打通国家课程、澳门课程、IB课程之间的联系，就取得良好效果。
（5）多年前，内地有一个作文题目，就是“数目、森林和气候”。有时候，树木也可以改变小气候，永远不要低估一棵树的力量。每一棵树，都努力争高直指，就会形成一片森林，每一篇森林的形成，都会改变局部的气候。教育和学校之所以促进人类进步，在于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师，都有无限创造的空间，都有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少一些环境抱怨，多一些自身改善。螺蛳壳里也可以做道场，每一个教师把自己的“道场”做好，每一所学校，把自己的“道场”做好。改变自己，就是改变教育。教育的改革，最终决定在课堂上，最终变化在学校里。这一点我们要有信心，甚至要变成一种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