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十集电视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大视野》播出，一时成为现象级事件。李庆明在第十集《公民》里，接受了电视台的专访。时间过得真快，听他讲述深圳南山“央校”被卸任的往事，到我去他隐居在梅山岛的书斋拜访，十年流光，转瞬而过。但对于李庆明先生的感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丰富。论年轮，他长于我，但李庆明先生属于“革命人永远年轻”，一身唐装汉服，风姿绝伦，是女教师和女家长们不老的“男神”；论资历，他从海岛到都市，从特级到校长，涉足教育领域之宽，非我等可比；论学识，他对心理学和哲学的研究，大大超出一般专家的水准；论思想，我常说，《教育的可能》是我读过的最具深刻理性的文本之一；论才艺，他会绘画、钢琴、芭蕾，常在演讲中用美声演唱拉丁文歌曲。据说，他还会烹饪，记得在梅山的居所里烧三门湾的青蟹，居然不解开绳索就下高压锅…
我承认李庆明是有点自恋的，是对生活和自我充满热爱的那种。也有点理想主义，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抬头看天时不慎掉入井中，受到身边女仆的嘲笑。李庆明的理想常常超拔于现实的藩篱，偶尔也会收到来自篱笆下的误解。王尔德说：“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其中依然有人在仰望星空。”李，其实是那个仰望星空的人。
但中国的教育太复杂了！我基本上属于一个悲观主义者。越是沉潜在底层，接触具体事务的实践者，对教育的复杂艰难程度越有深刻的领会。我对李庆明先生种种教育理想，能否在这个时代生根开花，怀抱谨慎的态度；宁波的教育格局毕竟有点狭小，没有深圳多元并存的移民文化，没有上海接轨国际的海派胸怀，像李庆明先这样跻身世界哲学大会，偶尔跑到加拿大讲讲学，又跟国内的教育界、思想界大腕称兄道弟的人，简直就是一条“蛟龙”。“宁波港”是否足以容纳他，让他鳞爪飞扬？这需要环境和人的良性互动。
正如鲁迅所言，我常遇见一些不愿如我所料恰恰又如我所料的事情。从一个工地，到一所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学校，李庆明先生在北仑春晓这块土地上筚路蓝缕干了三年，又离开了。这一次，比在深圳“南山央校”干的时间更短。
李庆明先生是谨慎的。这个访谈计划，早在2013年时就有的，但他一直没有答应我，直到他离开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一年后，才做了详尽的回应，图文并茂，洋洋洒洒四万多字，简直的一段人生回忆录，又如一篇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学术文。今天作为“经典重读”，仍然有让人感慨不已的地方。限于公众号的版面，我删减了大约四分之三的篇幅，很有暴殄天物之憾。
（一） 谈“央校”与“第二故乡”
褚：2003的一个邀请扭转了您的人生轨迹。中央教科所与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联合创办了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所长朱小蔓教授邀请您出任该校校长，她希望您能将她的教育改革理念引入这所新学校。这所全名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从此以后被您和同仁们称为“央校”。我对这个名称很感兴趣，请谈谈“央校”两字怎么就成了南山实验学校的代名词了？
李：这所学校为什么被称为“央校”，或许不必过度诠释，它也不是我的发明。初进央校，就听大家这样称呼。起初听了觉得很别扭，甚至觉得有点自恋的意味，“央什么的”哪里是随便可以叫的，你怎么能和“央行”、“央视”、“央企”相提并论呢？所以，我开始在公开场合一直谨慎地称之为“央所附校”，觉得这样比较谦逊，不过时间长了，发现上至官员下至百姓一直这样称呼，也就乐得其成、习以为常了。当然，语言这种符号很奇特，总是被赋予某种文化的意味，当学校在争议声中越办越好，我就隐约觉得人们亲切地喊出“央校”，多少渗透了几许美誉。
褚：我知道，“央校”后来就成了您办学历程中的一块丰碑了，因为您为此打磨了九年。我相信学校管理不仅仅需要情怀和人格，还需要思想和学识，更需要管理的经验和智慧。管理既是艺术，也是科学，需要务实和理性。作为校长，您觉得您是属于“书生校长”，还是人们习见的“管理专家”？从偏僻落后的崇明岛到繁华领先的深圳市，孤身赴陌生的深圳任职，您感到过经验的落差吗？
李：我不清楚究竟什么样的校长可以称得上管理专家。如果一个校长在现行的教育体制里应付裕如，游刃有余，学校搞得风光无限，门庭若市，他是否就是一个管理专家？我觉得这是中国学校管理理论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恕我直言，除非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刮骨疗毒、脱胎换骨式的变革，是不可能诞生名副其实的管理专家或名校长、教育专家或教育家的！我做了十几年的校长，加上硕士研读的也正好是学校管理专题，对管理虽然做过很认真的思考，也给大批参与国家级培训的校长做过许多这方面的专题报告，但绝对不敢以管理专家自居。
担任“央校”校长，肯定是有经验的落差的。对于我而言，在南通海永小学，倡导乡村田园教育，也许更多旨在呵护原生态的乡村田园文化资源，而在深圳实验都市田园教育则是试图在吸纳现代性成果的基础上，在更高阶梯上回归田园世界，以免教育现代化疏离家园之失。不过，在都市南山探索一种田园南山式的教育，踽踽独行整整九年，真的很难呀！一开始我的这个“都市田园教育”的说法被一位专家批得体无完肤，后来在德育重建、课程管理、教学改革、教师研训等等领域，都遇到可想而知的困难，虽然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一直密切关注并积极报道我们的大胆改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蛮大的。你知道，九年苦行之后，我终于“被离职”，像女人即将分娩却不得不流产一样，这样的创痛非常人能体味得到，在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的采访中，我终于还是把持不住此前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的潇洒自若，情绪失控，泣不成声……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感恩这个城市在我人生的黄金时期给我这样一个自由探索的高端平台，让我结交了那么多的道中挚友，所以，我不止一次深情地把深圳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深圳，改革的勇气常常来自这位老人
（在深圳改革之父袁庚老家里）
褚：天空不留痕迹，但我们已然飞过。何况您把九年的心血和智慧献给了这座城市。您的离职曾在中国基础教育界引起小小的波动，我想这里头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想的教育蓝图还缺乏现实的土壤。越有思想的校长，越迷茫，越有情怀的校长，越纠结，这就是目前笼罩教育管理层的怪圈。但我知道，您在中国校长群体中，是特别有情怀和思想的一个。十几年的校长经历，形成了您的学校管理的思想。能否把您的教育管理思想简明地概括一下？
李：我曾把自己的学校管理想法简单概括为这样几个“三”：（1）三大价值取向：圣洁情怀，大学气质，契约精神；（2）三大目标追求：学生自主，教师自主，学校自主；（3）三大权力分享：群团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4）三大智慧谋略：文化管理，课程管理，情境管理；（5）三大角色转换：行动智者；社会良知；知识领导。在“情境管理”一项中，我提出了一个比较相对主义的管理主张：世间并不存在最好的管理，只有因人、因时、因境而异的动态管理，所以，不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理性的还是情绪的，务实的还是空灵的，规范的还是随机的，权威的还是仁慈的，垂直的还是扁平的，刚性的还是柔性的……都要在恪守管理或制度伦理底线的前提下，视特定境遇、特定时空、特定对象而做出合情合理的、动态平衡的策略抉择。
褚：这已经不是“想法”了，这是“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您在南山央校，实践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最有影响的也许是公民教育和田园教育吧？我先来讨教公民教育。听起来这是一个挺诱人的说法。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呼吁中国建立公民社会，也有一些“先知先觉”的校长在实验。其实我认为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传统的重负和现实的体制在那里。这就决定了教育的环境不理想，您推行公民教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我想先和您说说自己探索公民教育的历程。其实，对公民和公民教育的初步思考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不过那时候主要局限于理论阅读和思辨，写了不少读书笔记。比较系统的公民教育探索还是在担任“央校”校长之后开始的，历时近九年。2004年，我借在“央校”举办的一个德育主题的全国论坛向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自己起草的洋洋数万言的“促进儿童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宣言”，表明自己公民教育的思想。至于您所说的推行公民教育的困难，自然是有的，主要是我的一些看上去很“另类”的做法一开始有些令人感到突兀和迷惑不解。比如，我每天在学校门口向来校的师生鞠躬迎接，有人说我“作秀”。又比如，我们做的学生干部选举被《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栏目2010年1月13日以《一个学校的公民实验》为题大幅报道后引发广泛热议，引起某些方面的关注。
当然，坊间对我2012年“被离职”事件报道议论最多的，似乎大多与我做公民教育实验有关。另一面，我的公民教育主张和实验在深圳乃至全国得到的更多的是支持、鼓励和肯定。尤其是在深圳乃至整个广东，探索的人文环境总体上是比较理想的，因而实验的推进也是相当顺畅的，这一点实在令人欣慰。2010年，我接受搜狐举办的“跨越百年的梦想”视频专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2049年，共和国100年，将以公民中国的伟大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意味着，建立一个富强而又文明的公民中国，还需要数十年的顽强努力。
褚：唐德刚先生有过“历史三峡”的著名论断，跟您的推算差不多。我们是一介书生，只能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关于公民教育，你提炼了“五公”的核心理念：追求公民人格完善，遵循公德基本伦理，倡导公益慈善活动，学会公共事务参与，促进公理世界认同。就您而言，“五公”理念的出台，一定是经过严谨的考察和推论，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口号。我不理解是，为什么提炼出“五公”而不是“四公”或者其他的什么呢？
李：是的。前面说过，不经过审慎理性的思考论证，和严密系统的操作设计，我是不会草率付诸行动的。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由血缘和地缘组成，熟人圈子是个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即使离开故土到陌生的地方，也会在那里找到类似同乡会这样的组织，重新构成熟悉的生活环境。这样的“熟人社会”会抑制公共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的形成，不利于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民观，是一种全新的公民观，它表达对公民与个人、社会、国家和人类关系的全面关注，社会主义公民的人格特质，应当是以“共生”为根本取向，是建立在文明、理性和尊重多样性基础上，为形成从个人到社会乃至国家、全人类的全部共生关系而必备的核心素养，“五公”说就是这样提出来的。除了“五公”说，还提出一个“五爱”说，或新“修齐治平”说，也即“爱自己”（修身）、爱亲人”（齐家）、“爱大家”（为公）、“爱祖国”（治国）和“爱人类”（平天下）。这两种说法角度略有区别，但实质是一样的。
褚：果然，您是对公民这一概念做了古今中外比较考察后，才建构公民教育体系的。不过作为学校教育，任何理念都是要通过课程来实现的。当然，课程不仅仅指一节40分钟的课堂教学。于历时性而言，课程就是一个教育长跑的过程，从共时性来说，课程就是吕型伟先生说比方的“地膜覆盖”吧。您最具有创意和效果的公民教育课程活动或者细节有哪一些呢？
李：我非常赞成您对课程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理解，课程是无处不在的，与教师的教育行为以及学生的全部经验都有十分内在的关联，德育课程更是如此。我曾提出了公民教育的十大路径，即：日常文化情境中的道德养成；班级文化情境中的道德自主；学科文化情境中的道德渗透；主题文化情境中的道德凝聚；阅读文化情境中的道德积淀；艺术文化情境中的道德升华；节日文化情境中的道德濡染；社团文化情境中的道德自由；社区文化情境中的道德协同；野外文化情境中的道德启迪；网络文化情境中的道德净化。十大路径覆盖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可以把它们看做我们的德育课程，由于我们把德育的“可教性”植根于儿童的身心禀赋和思想道德发展的实践本性，所以，其效果还是明显的。
至于您问哪些做法是“最具有创意”的，我觉得不是很好说。任何做法越贴近孩子天性、贴近德育本质、贴近时代诉求，也就越有效，影响越深远。也许我倡导的“天天祝福” “一周一事”“学期峰会”“年度选举”等等，算是比较引人瞩目的一些做法罢。
褚：除了公民教育之外，都市田园教育也是您探索的领域。在现代化浪潮中，田园也许是一个落寞的意象。邓小平说过教育要三个面向，教育界也有意无意地忽略田园这块饱含教育价值的沃土。请您说说“田园教育”的含义。
李：前面说过了，二者在血脉上一以贯之，差别在于侧重。乡村田园教育也许更多旨在呵护原生态的乡村田园文化资源，而都市田园教育则是试图在吸纳现代性成果的基础上，在更高阶梯上回归田园世界，以免教育现代化疏离家园之失。我想，人们可能是误解小平同志的那番话了，他老人家是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世界和未来啊！这里最误读的可能是“面向现代化”，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没有问题，但不等于教育本身要现代化啊！教育有很多的维度，例如器物的维度、技术的维度、制度的维度等等，但它从根本上属于文化的范畴，前面的那些维度也许可以“与时俱进”，可以“现代化”，但文化这个东西能否“现代化”？从什么意义上可以“现代化”？这是不容易说得清楚，更不能草率下断语的！有道是“器惟其新，人惟其旧”，说的是对精神、文化传统的一种认知，我看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我提出“都市田园教育”，看上去很“复古”，但也明确拒绝了“读经”、读“弟子规”之类的建议，着眼于谋求现代都市文明和古典文化之间在更高阶梯上融合的可能性，所以，尽管有朋友认为我既鼓吹田园教育，又倡导公民教育，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但在我看来，二者恰恰又内在的关联。
褚：您对课程是有深刻的理解的，但我还是关心具体的教育活动。为了试验“都市田园教育”，你都实施了哪些课程活动呢？
李：这是我最耗心力的领域。从实体的意义上说，课程绝大多数发生在学校里！正因为如此，我提出了“课程的校本化开发”。不单纯是“校本课程开发”，所有的课程建设都要在学校这个主要教育场域得到“校本化”的设计、开发、建设和管理。我们的校本化课程就是田园课程，这方面要介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好在这方面的思考和实践在刘铁芳教授主编的《中国基础教育评论》创刊号上已经做了非常详细阐述和汇报，大家不妨去看看。
褚：不过，“课程的校本化开发”可能也是一个有待于澄清的概念。在我看来，所有在学校里实施的课程都是校本课程。即使是部编的课程标准和教材，来到学校，依旧是这个学校里的师生在学习。您的“都市田园教育”对传统课程做了整合和改善，并且提出“六大特色项目”和“六大特色学科”，请说说这些项目和学科创设的依据和实施的效果。
李：先生是从事教研工作的，自然特别关注学科领域的课程改革，所谓“六大特色项目”和“六大特色学科”，就是围绕学科课程与教学改革所做的设计和实验。“六大特色项目”分别是：（一）家庭休闲项目；（二）低年级潜能开发项目；（三）初中优质均衡发展项目；（四）体育“百分”项目；（五）自主学习项目；（六）学科阅读项目。《中华读书报》对央校这一独特的阅读生态建设进行了特别的报道。“六大特色学科”分别是：（一）语言与文学分科；（二）综合数学；（三）综合理科；（四）文化英语；（五）音乐欣赏；（六）美术欣赏。今天看来，我一直提倡的课程建设要注重综合，注重项目，注重素养等主张，与现在的课程标准不谋而合。
李庆民和海永乡的孩子们
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褚：教师是文化人，学校是传播文化的场所，“以文化人”也是教育的价值所在吧。可是我们很多学校只有知识传播，没有文化浸润，只抓应试教育，没有人格陶冶。当然不是说应试不能抓，基础教育重要的任务是向上一级学校输送优秀的生源。恕我未能免俗，我们不得不提令人纠结的问题，那就是考试升学率。据说有家长小学毕业后，就选择另外学校就读，当你得知家长这样的选择时，你是埋怨家长目光短浅，还是痛恨无所不至的应试教育，还是反思调整自己的教育实验，使它具有更为广阔的适应性和可接受性？
李：您说的“学校考试成绩”可能指的是“中考”罢？先生提供的信息可能有些失真，并不存在您听说的“现实情况”。我知道的确切事实是，有出也有进，走几个成绩不错的孩子，但也有很好甚至更好的孩子转入央校，有的还是来自城市中心区的孩子。我在央校这么多年，还从未有过一个学业薄弱生的家长指责过我和我的老师们，相反，他们倒是经常为自己孩子取得学业的点滴进步而由衷地高兴和感激，尤其是为孩子在公民教养方面的进步而感到无比欣慰，这里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不过，我想得更多的是，“升学率”也许真的是一个需要社会学家认真、系统研究的大课题，其中的有些问题可能比升学率更不容回避：在一个教育远远没有实现均衡化、公平化的语境里，孤立地谈论升学率高低，究竟意义何在？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考试竞争和生源争夺乱象丛生的背景下，这样的升学率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中考、高考制度乃至考试内容和方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孩子学业的真正水平？究竟如何改革才能实现教育的公平，包括公平合理的竞争？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很好解决的出路和突破口。
褚：这也是有良知有情怀的教育人的“心病”。我们明明知道目前应试潮流汹涌，这是摧残民族的未来为代价的，但是我们夹裹其中，身不由己。我本人非常敬佩在这个潮流中仍能坚持高标，不向习俗低头的气质和风骨。你让我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有文化素养的教育工作者。在我接触的教师群体中，很少有你这样的人，虽然用“超凡绝伦”一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不适，但是在我心目中，你确实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大多数是由庸常的人组成，鹤立鸡群，有时候会感到孤单和不适，你在学校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李：愧对褚师的美誉，愚钝如我，哪里谈得上“超凡绝伦”？在回答前面先生提出的“经验落差”一问时，我坦承办学常有孤独感相伴，但那主要是因为我的教育价值取向是“回归”的，非常“老土”，和那里的文化气候似乎有点格格不入，倒不一定是庸常与卓绝的差异造成，因而谈不上“鹤立鸡群”。
至于“关系就是生产力”这句话，我觉得要看怎样理解。做了校长，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除了继续结交“学术朋友”外，你得关注、学习、琢磨与相关部门各级领导的交往，甚至得和几乎各种类型的人来往。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和难题，这里面的“学问”（或许可以称为“实践智慧”）确实不少。不过，大凡我与之称得上“过从甚密”的领导，多为周而不比、胸襟坦荡、礼贤下士、博学于文的谦谦君子！与这样的领导或官员在一起，你会觉得很惬意，有话可说，有时还相谈甚欢（当然也有不少东西可学）。
（三）谈宁波文化与宁波教育
褚：我注意到你是12年8月份首次到滨海考察的。现在离开滨海已经快五年了。请谈一谈宁波带给你感觉。
李：我觉得宁波文化乃至浙东文化真是了不得啊！河姆渡原始文化、青瓷文化、家族文化、教育文化、藏书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商帮文化等等，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这里的文化人，如北宋的“庆历五先生”、南宋的“甬上四先生”、朱舜水、王阳明、黄宗羲等等，都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王阳明、黄宗羲是我特别推崇的两位大儒，我甚至认为，孔子死了之后，除王阳明、黄宗羲以外，基本上可以说后继乏人了。你看看王阳明说的那番话：“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这样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就是放在今天看，一点也不过时啊！宁波的黄宗羲更是了不起，他的经世观念不用说了，由他独门独户创立的法治、民主学说，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等等，可以说开启了中国近代文明思想启蒙的先河。
褚：看来您对宁波历史文化是下过功夫研究的，作为宁波人，我都不一定有您这样的感受。久在其中，习焉不察。在商业化、现代化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都急匆匆奔着物质和金钱而去，常常忽略我们这块土地上曾经孕育出的文化命脉，我们身上流淌着的文化血脉。作为一个有着敏锐的文化感和历史感的人，您对我们浙东文化，特别是宁波本土文化有个什么印象呢？在当下语境中，您觉得宁波要文化强市，需要注意什么？
李：我曾经给全体滨海老师写过一封信里，说过一段话：“浙东文化走向务实仍不失其空灵的内在品格：面向实际，尊重现实，但不拒绝理想；勇于实验，不断创新，但不抛弃传统；注重实证，崇尚经验，但不否定思辨；勤于实践，躬身践履，但不藐视理论；追慕实力，注重效能，但不淡漠文化。所以，浙东文化的人文气质和务实风范犹如它的两翼，阴阳相生，虚实相间，心物相宜，知行相谐，充满生命张力和创造活力，二者交相映照，熠熠生辉。它是当下任何领域包括教育的生活改造与创造的强大精神动力。”当然，恕我直言，也不是没有隐忧的。用不着跟深圳比，就拿宁波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的文化相比，也会发现，它已被遗忘、丢失得很厉害。天一阁好像有点门可罗雀了，不远处的一个偌大书城，却充斥着大量的教辅书、练习册、中高考“宝典”，这样一来，“书藏古今”的宁波精神就有点打折扣了，宁波的务实品格里似乎少了些许它曾有过的空灵之气、激越之气。如何继承真正的宁波文化精神，解决当下轻浮、功利乃至恶俗的文化问题和教育问题，成了你我和教育界同仁推卸不掉的神圣使命。
褚：这可能是我所看到过的对宁波文化的最好概括了！为往圣而继绝学，教育者确实要有这样的大情怀，尤其是宁波教师。但我是相信“水土”的，一棵大树的移栽要百般小心呵护，砍掉枝叶，捆以绳索，有时还要挂营养液，还要张防晒网。现在来回顾一下你在宁波的经历，你这棵大树移栽到北仑这块海边山地上，有什么不适应不熟悉的地方吗？与深圳相比，宁波不是移民城市，这样的城市会产生一种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当然，现在好多了，宁波对于真正有才华的人，都是闯开胸怀接纳和欢迎的。但是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它在容纳不同的文化和多元的价值上，可能比宁波具有更开阔的气度。搞改革，深圳显然是最好的一块热土，而宁波则需要期待和培育。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我想在哪个城市的人住久了，都难免产生自我中心的膨胀心态，都多少会滋生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拒斥心理，小城市有，大城市也有，深圳是移民城市，流动性强，又毗邻香港，开放程度高，相对要好一些，但时间长了，也会出问题。困难自然有而且可能很多。我最担心的困难不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师们的价值认知差异乃至对峙，也不是这所地处较偏远、学费较昂贵、发展较稚嫩的学校起步阶段必然要遭遇的招生、课程、教学等方面的社会认同迟滞问题，而是现有某些制度（体制、机制等）的诸多掣肘，这可能是不管什么地方的教育都会碰到的大问题。我在深圳南山经营了那么多年央校，最终的“被离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体制之殇”，它令我深切地感受到：制度是学校进退沉浮的一只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没有好的制度的保障，再先进的观念和技术也会让变革通往地狱之路。我想只要把制度改革这件大事做好，学校事业发展有了强有力的保障，其他再大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褚：作为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教育理念和举办方取得共识最理想，但多数的情况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办学的近远期目标上是有差距有落差的。董事长希望升高人气，创造利润，短时期内争取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双丰收，校长更多会考虑教育本身的规律，所以董事长和校长能够始终“和而不同”的很少。一些地方政府办学校，可能为了炒热一块地皮，推出某个别墅区，拉动区域经济。你是怎样处理这两种不同的诉求的？
李：正如先生所言，北仑区委区政府一点也不短视，相反，他们是高瞻远瞩的。我的理解是，创建这所学校是与推进北仑春晓国际新城建设的宏伟蓝图相呼应的，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唇齿相依、血肉相连、上下包孕、和谐共生的关系，随着国际新城以他的伟岸雄姿横空出世，一飞冲天，滨海国际合作学校作为一个内蕴丰赡的现代学校、国际学校的意义也必将凸显出来！所以我不怎么担心举办方和校方之间、董事长和总校长等等之间有多少差距和落差。我们的董事长是一位拥有管理区域教育改革丰富经验的非凡领导者，在我来后的时间里，她表现出来的卑己尊人、和蔼可亲、充满睿智，以及高远的使命意识和杰出的决策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令我由衷感佩！她会高屋建瓴地向我推介北仑的未来发展战略，对滨海教育的发展做一些宏观的提示，给我以深刻的启迪，但却从不干预、左右我的学校规划设计和写作，而我一遇到需要破解的难题，她就会亲临现场，而且总能一一化解。所以，我有一种很乐观的直觉，有这样的董事长及其董事会的领导，有区委区政府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坚定按照既定的办学目标、模式走下去，滨海学校是可以走得很远！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高中部的47名学生
褚：是的，现任校长刘飞跃基本上按照您开发的课程和管理的模式，取得辉煌的办学业绩。但愿机制能够延续，学校有良好的环境。按照我的理解，这个民族的未来要融入世界，必须变顺民和臣民为公民，公民教育是很紧迫；这个民族的未来要知道我从哪里来，田园教育也很有必要。一个有关我从哪里来，一个有关我到哪里去。在滨海，你继续过公民教育和田园教育吗？
李：诚哉斯言！先生有深刻洞察力。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它的历史行程的确都是在探寻“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依我看，这不是两个相对立的问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问题，偏于一隅，或完全“复古”，或完全“现代化”，都可能带来大麻烦！前面我说过，放在“轴心时代”（或者说“新轴心时代”）的语境里，田园教育与公民教育其实是不矛盾，处理得好，适可为解决“古典与现代”的人为对峙提供一个教育方面的范本！所以，我在滨海三年里，继续做了公民教育和田园教育。子曰：“我道一以贯之。”不只是因为垂垂老矣，怀旧情结与日俱增，新锐见解越来越少，“不变”于是成为常态，更重要的是，既然我们要追求“教育回归常识”，那么，这个“常识”之“常”，不就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里那个“不变”的“常道”吗？
褚：我知道“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是您的办学理念，这样的理念是要落实在学校课程之中的。据我所知，您在滨海创设了各种学院课程，编写了校本教材，改革课堂教学，都是为了这种教育理念在滨海生根开花。请您从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介绍一下。
李：“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是我的博导朱永新先生发起的“新教育实验”的核心理念。至于如何从课程、教材和教法上落地生根，我倒是更多从李吉林的情境课程、情境教学中提取精华，再根据我自己倡导的田园教育主张做了十几年的探索。
先说课程。主要涉及孩子的学科经验、综合素养、个性发展等五大领域：一是学科文化课程，旨在提高基础学力，培育博雅品格；二是主题文化课程，旨在接通生活世界，磨砺综合素质；三是学院文化课程，旨在编织英才摇篮，伸展自由个性；四是阅读文化课程，旨在推行文化阅读，打造书香童年；五是心育文化课程，旨在涵育积极心理，奠基健康人生。上述五大领域的核心领域是学科、主题和学院，阅读和心育是附加性、渗透性，与三个核心领域密不可分的。我相信，构建了涉及这五个领域的全域化课程，孩子拥有“完整而幸福”的学习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
至于教法，我曾提出了一个“活力教学”的主张，其中的“一个追求”（文化追求）、“五个带入”（情感带入、智慧带入、活动带入、艺术带入、生活带入），骨子里还是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无论是从学理还是实践而言，我都认为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法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教学法之一，是焕发课堂生命活力的不二法门。
褚：宁波是很务实的一块土地，讲究“闷声大发财”。教育似乎也是如此。低调，内敛，扎实，尤其注重学校的升学率。在您任职期间，滨海有几届高中学生毕业了。我知道这些高三学生的底子并不是很好，最后他们都去向何方？
李：就以第一届高考为例，这是一个“奇迹”。我在那年的年度述职报告中称之为“孙维刚式的奇迹”。首届国际高中22位毕业生收到包括埃默里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华盛顿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世界名牌大学或专业在内的68张录取书，几乎所有同学都进入世界前100名校。国内高考也实现了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预期，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全市倒数第二（后来因故还走掉好些不错的苗子，或许差不多是倒数第一了）的普高录取线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但是，大多并非“赢在起跑线上”的第一届47名高三学子——我称之为47名“滨海精灵”，在难度高于往年的高考中却达到100%本科率，38.3%一本上线率。这和优先挑选录取前几百名优生的名牌高中相比肯定要差一些，不过这一“低起点高水平、低负担高效能”的成绩，还是有点令人咋舌。但我最感欣慰的还不只这些，滨海学子在这里更收获了能影响其一生的奋力前行的道德和意志力量，就像我在给他们的毕业典礼告别赠诗中讴歌的西西弗斯那样，“从地狱的山脚开始，从搬运不断滚落的巨石开始，周而复始”，顽强地爬行和攀援，穿越一切艰难困苦，“向着风光旖旎的险峰，向着峰顶那轮自由喷薄朗照大地的太阳。”我相信他们必将赢在人生的终点线上！
褚：现在在刘飞跃校长的带领之下，滨海学校的升学指标，越来越漂亮！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您在滨海创业三年，也许没有深圳离职那样惊动教育界，但是，在您的人生中，也是一段百感交集的旅程吧。请您以创校校长的身份，给滨海学校几句寄语吧。
李：不敢寄语，只有祝福。我乃凡夫俗子，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努力不违常道，寻求素朴，所以在离开滨海时的最后一次发言中，我曾用浙江诗人穆旦的诗句作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我衷心祝愿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在既定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定，更豪迈，更有成就感和归宿感！
